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澳门手机娱乐平台网,请你,一定要记住袁昌英,记住她这样活过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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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• 2020-01-11 16:33:34

澳门手机娱乐平台网,请你,一定要记住袁昌英,记住她这样活过

澳门手机娱乐平台网,回首往事,既喜且忧。

1973年4月,袁昌英在故园骆家坳去世,身边只有一位原籍湖南醴陵农村的远亲。

骆家坳里,没人把她当做知识分子,也没有人读懂了波澜壮阔的内心。她去世了,却无人知晓。

三年后,被平反。

她自然不知道三年后应该发生什么,她躺在破旧的床上,望着因潮湿的冒着一股子的枯草气的屋檐,身边是她心爱的书。她为这个山村里的小屋取了个名字叫做“陋园”。

她不再是教授,不再是莎翁的簇拥,只是个“五类分子”,每个月就靠女儿杨静远寄来的20元钱度日。她想,丈夫杨端六去世时,也是没有人陪在身旁。

如今她也是孤独一人。

她想起过去改编的三幕剧《孔雀东南飞》。

如今君已去,她这纤弱老迈的蒲苇,还能坚持多久?

她想起五十年前在英国留学。爱开玩笑的洋人踢翻了她的椅子,让她一个踉跄翻到在地。洋人乐呵呵的笑着,用不顺口的法文赔罪。晚上她与他一起出门散步,把此情此景玩笑式地原原本本告诉了他。

那天,他坚持要陪她吃饭,黄昏了也坚持要送她回去。他住的地方,距离相当远。

平时散步总不过黄昏,他就要作别了。为的是怕摸着黑路回家。可自从她说了那件事后,他一连两三天,总是要陪她走过黄昏,天完全黑了,才依依不舍地告别。

第三天,那伙爱玩爱闹的洋人到城里去捉弄别人了。她与他的散步便不能延长了,到了黄昏便要告别。

黄昏还没到,他就支支吾吾地准备告别了。“今夜,你可安心做梦了。”他立在路边说,眼睛望着别处。

“哦,你也免得摸黑路回家了。”她感激地说,然后等着他赶紧接话。

他却只是杵着手杖,眼里泛着微笑,望着近处的青翠田园,像是回味着一个什么情景。

“你在想什么?”她问。

“没有想什么!”

他想逃避她的追究,淘气的袁昌英怎么能让他就这么轻易逃走。

在她逼迫下,他终于开口说,“你这两夜临睡以前,总立在窗前许久,是什么意思?难道看见天使在那黑夜里朝你挥棒吗?”

袁昌英想了一下,立即明白其中意思。“你真太好,太周到!那你半夜怎么摸回家的呢?”

他答:“心安了,什么事不好做呢?”

从此之后,杨端六对她总是爱护,怜惜。而她呢,也总是信赖、敬爱。她会写作,文笔了得,谈论起爱情也直截了当。

袁昌英一家

在她眼里,恋爱的最高层次是精神与肉体的双重追求的理想型恋爱形式。她坚信这种恋爱模式肯定是有的,只是不多。在那些洒脱自由的岁月里,她曾写下这样的句子,“要是命运让你得到这种恋爱,那么,你是人中骄子,上帝眼下的幸运儿。”

这种恋爱美好,但也有缺点,就是太过亲密。她想起那年与三个朋友一起徒步森林,翻过一座又一座巍峨山峰后,眼前出现一个约三丈宽的瀑布。瀑布藏在交错的树叶后,几个人分别站在滑溜溜的石头上从不同的角度观看。

不料,她脚一滑,险些落水,杨端六赶紧伸手拉了她一把。被救起后,她半抱怨半玩笑地说,“真可恨!看不见他(瀑布)的真面目!你只闻其声,而不见其人,是多难过的呀!”

杨端六的眸子里神采奕奕,唇边多了一抹微笑。“好处就在看它不透,美也在这里,神秘也在这里。若是一眼看透了,那还有什么意味?”

袁昌英心头的忧郁被驱散,立即欢快起来。她说,自己的一辈子有过很多友谊,明的暗的,这些情感总是孜孜不倦地滋润着她的心灵。而她与杨端六则是友谊中最纯净的。“一见倾心,从此结成生死之交”。

从此,她也知道了,她应该如何维持一份情感。她要做的即使找到一种最适合最真实的姿态,学会与别人在一起,学会让自己充实的心灵与另一颗同样充盈的心灵交织契合。

学会爱别人,从来都是个大工程。她该从哪里入手呢?

或许可以从自己的成长经历去观察,将生命中每一次新鲜体验与内省结合起来,并且自始至终保持沸腾的热情。

袁昌英是家里的长女。父亲袁雪庵过去在家乡湖南当过教书先生,由于自身条件优越,私下里博览群书,又写得一手好诗,民国初年便开始从政。

思想开明的他,把袁昌英从乡下接到上海,送入中西女塾读书。这所学校享誉上海滩,最著名的校友就是当年的“宋家三姐妹”。

两年后,他又支持袁昌英自费去英国留学。她先到伦敦的黑希斯中学就读,一年后,转入苏格兰最高学府爱丁堡大学,攻读英国文学。

从决定留学到她最后拿下爱丁堡大学的硕士学位,期间不过五年。袁昌英成了第一位在英国获得硕士学位的中国妇女。她的研究方向是戏剧,硕士论文写的是《哈姆雷特》。

这些成就,未来将会被无数次的超越,袁昌英知道,所以不在意成就。她最喜欢的是与朋友一起到处玩儿。玩够了,就回来写她私人的散文。

她的散文不是中国式那种写景写意的“散文”,而是国外研究生级别的“essay”,也就是话题文、议论文、杂文、散记的混合体。

留学英国的第四年,她与朋友跑到巴黎去玩儿,途中她突发奇想,觉得一定要赶紧写一篇叫做《论女子留学的必要》的文章,好好给那些还没有留学念头的女孩子们洗洗脑。

她奋笔疾书,提出了几个观点:

到西洋读书,可得一种活泼精神,一种合法合理的自由和独立精神。

如今中国的女子对这些概念的理解过于书面化,她觉得应该到实地来体验一下。这样才能知道,忽然开放,闺房之门突然打开后,该做那些事,不该做那些事。该成什么样的人,不该成什么样的人。

她自己刚来伦敦时,坐船两个月,把整个船舱都考察了一遍。头等舱太贵,不适宜学生旅行,一等舱规定要穿晚礼服,也没必要破费。

她建议学生最好坐二等舱,三等舱事事都不齐备,于女子很不相宜,不到万不得已千万不去要坐。

她说自己来的时候就带了很多衣服,多是丝质。穿着中国衣服的姑娘多得很,也不用顾忌别人的眼光。

书写时心潮澎湃,她还记下了最最关键的建议:外国衣服现在真是伸不得手,一伸手就是十几磅,买不了几次就破产了。她劝中国的姐妹们,多带些成衣过来,未做成的也要尽量带。

英国读书比法国多一件好处,就是学生可以住在中等或劳动的人家。住在别人家,可以观察别人的家庭习惯和社会上的交际情况。

她字里行间,总是苦口婆心,仿佛真有人会看到她的论述,立马坐船抵达似的。

她观察到洋人很少有一天到晚坐在家里。所以告诫女同胞们,到了英国,要坚决放弃一门不出二门不迈的坏习惯,多出去走走,到乡下、郊外都可以。一是对自己健康有益,二是主人打扫卫生的时候也方便。

当然了,留学生最最重要的学业。她说,来异国,一定要入大学,不入大学就没意思了。入了大学,才有思想,才会思考国家的安危问题。

她写完,落款,记下时间,又跟着朋友出门闲逛去了。

她最好的朋友是海伦·布莱克。海伦是苏格兰人,学医的。两人经常一起骑自行车在乡间旅行,到农家借住。

英国之外的旅行,就由杨端六承包,这位未来中国现代货币学金融学的奠基人,此时正处在热恋当中,带着他那漂亮又烂漫的未婚妻,四处游历,一会儿晃到了法国,一会儿又去了瑞士。

1921年,她学成归国,两人准备结婚。

此时的杨端六不再是个不经世事的留学生了。他是上海滩响当当的知识分子。他在商务印书馆担任会计主任,对商务的会计制度实行了改革,不到一年的时间就实现了盈利。

他像是那种欧美大学最受欢迎的企业家导师,一边在大学里教授,一边还有自己的企业研究所。

1919年,他代表中国公学、北京大学等四个团体陪同哲学家约翰·杜威四处演讲。

1920年,兰伯特·罗素到中国时,他随行并担任翻译。

杨端六年长袁昌英十岁,但袁昌英的父亲觉得年龄不是问题。

杨端六以前做过他的学生,他有多上进,他是知道的,本就器重,如今眼瞧着女儿心向着他,越发的信赖。

结婚五年后,袁昌英再次出国,她已经生下了一个孩子,把孩子安置给父亲与继母后,她只身前往法国,在巴黎大学潜心研究法国文学和欧美戏剧。

期间,她实现了自己的一部分理想。1927年,一批勤工俭学的大学生抵达法国,她为他们提供了资金援助。

回国后,她在中国公学任教,教外国文学与戏剧,而另一位作家谢冰莹教西洋文学史。

但她一生最幸福的教学时光,是武汉大学那整整40载春夏。

当时武大没有教材,多数是老师手抄,学生记笔记。而杨端六亲自编写了一本《货币与银行》,由商务印书馆出版,作为经济学的基础教材。

而闲来无事,他就爱她写的东西,不是为了打发时间,而是妻子的文字总是有种谐虐之美,读来总会让他噗嗤一笑。

珞珈三女杰

在武大,她是珞珈三杰之一。

可就算是才女,也有各自的烦恼。

凌叔华长期以院长太太自居,没有教职,总是郁郁寡欢。苏雪林自学成才,有时会念错字,遭学生抱怨。袁昌英的教学倒是顺畅,但她不愿显摆自己的成就,她最爱做的事,是写游记、花样吐槽、超高水准的自黑。

她吐槽男女地位不公平,从丈夫最熟悉的银行下手。

说女性“总不免要结婚,结了婚要就不免要生育,生育时不免要请假,一请就是两三个月,怎么能长久嘛。”提起开会,她直接了当地说,“不知开会只是仪式,资料是给别人参观,像这种漂亮人物,本可以开几年的会而不一张金口的呀。”

而她最欣赏的女性,则是那种辛勤地各自耕耘着那种眼前不易见到收获的学术园地的人。

这种人的日常又是如何呢?

她写了一篇《忙》来解释,用自己作例子。

开头第一句:忙!像我这么一个身兼数职的大员,怎么会不忙呢?

我是个主妇。

跑厨房、管柴米油盐酱醋茶、应接宾客,都是我的本分。一会儿,“太太,油没有了。”一会儿,“太太,洗衣皂没有了。”一会儿,“太太,挑水的要钱。”一会儿,这个那个,叫你脑袋儿叫个昏。

我又是个母亲。

其他就不说了,最可怕是鞋袜,破了补,补了又破,终年补破袜,做新鞋,一辈子也闹不清楚。

我又是个教授。

还是个挺认真的老教授。教课之余,还要去参加各种讲座,出墙报,开音乐会,忙死了。

但是,我又那个什么——这一点要悄悄地说——是个作家。

自命的作家。别人请我编著什么书,我一口就答应了,十万字。写了很久都写不完。“糊涂虫的我,贪了一笔稿费的我,像个黑奴,在幽暗不见天日的储藏兼便房的屋子里,实行埋头苦干。”

结果还是没干完,还有一堆朋友的信要回。

而如今,这一切都逝去了。越来越远。她躺在“陋室”里的病床上,奄奄一息,身边再也没有欢声笑语。她一生追逐的性灵与生命力都消失了。她抓住的,只有失落。

如今,她几乎成了被遗忘的人了。

曾经如此丰盛的生命与内在的精神,都因为不符合人们对女性的特定印象而抹去了。

她确实不是那种传统的女性,她幽默、快活、热情,智慧,这些似乎都太过了。她终究成了自己所说的那种,在学术园地默默耕耘的人,始终不如最花哨的胡蝶那样众星捧月。

《挪威的森林》里说,“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一片森林,也许我们 从来不曾去过,但它一直在那里,总会在那里。迷失的人迷失了,相逢的人会再相逢。”

她的人生就是一片森林,一片被多数人遗忘而让少数人感动落泪的森林。

而最适合她的,或许是另一句,直子说的那句:希望你可以记住我,记住我这样活过,这样在你身边呆过。

请你,一定要记住袁昌英,记住她这样活过。

作者:香蕉鱼